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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　　迄今为止，我曾经多次讲过，RIETI的根本目的就是将政府、民间、学术界的智慧集中在一起，通过自由的交流，为日本中长期的制度改革和结构改革献计献策，提供一个政策讨论的场所。RIETI设立之时，特意从行政外部聘请了一些独具个性的研究员，如在民间研究机构供职的香港出身的关（志雄）先生、池田（信夫）先生，从事NGO活动的菅谷女士、目加田女士，结束了30多年企业经营顾问生活的横山先生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与我同时离任，让人感到非常遗憾。另外，经济产业省的许多优秀研究人员也来到RIETI、财务省和外务省的一些优秀人才也以顾问研究员的形式来到RIETI。与具有不同专长的人士共同探讨问题，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并获益匪浅。今后，我将重返研究生活，这三年的经验是在学术界无法得到的。　　另外，我在“RIETI的试验”一文中也曾经写过，我希望尽量避免两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我认为不应该以RIETI这样一个看不到研究人员个人形象的集团名义发表研究成果，而应该让研究员各负其责，开展具有个性的研究。这不仅可以避免研究课题、研究内容受到政治性干涉，同时可以开展具有个性的高质量研究。而且，经历了这种磨练，对于身处霞关的行政官员的职业生涯也是有益而无害的。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避免让所长成为一个招牌。我自己也积极参加了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虽然这只不过是众多研究课题之一。所长也并非全知全能，为了使研究项目具备多样性，我认为在每个领域都应该有各自的明星。因此，我认为自己的作用是为研究者调配、营造一个好一些的研究环境。从研究所网站的点击数排行榜中也可以看出，有很多研究员各具特色。 编辑部：　　下面想请您谈一谈这种设计的成功案例。例如前些天召开的财政研讨会就很好地体现了政府、民间、学术界的相乘效果。 青木：　　财政研讨会确实可以称为发挥政府、民间、学术界相乘效果的成功案例。当前日本的财政危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只靠解决如何做好预算的初步平衡、考虑将结构改革放在首位还是将恢复经济景气放在首位、如何进行与税制无关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这一层面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在思考预算膨胀为何难以控制时，有必要思考官僚组织在争取预算时为什么动机如此强烈、出现族议员这种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背景；如果将预算作为一种管理体系来考虑，是否可以参考商业管理的某些方法，等等，对这些问题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虑。而且，预算、税制、国债、地方财政、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从我的专业――比较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称为制度上的互补性。如果各种制度之间相互关联，那么不同领域各自为营，独立实施改革是毫无意义的。RIETI的财政研究课题就相互关联的结构进行了一年多的讨论，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之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一过程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乘效果。以往我一直强调研究工作中个人形象的重要性，到了第三年终于有了集体的研究成果。我希望今后这种开展研究的方法能够发扬光大。　　另外，我认为ANEPR这一尝试也非常成功。ANEPR将亚洲国家的行政官员、研究人员以及欧美的研究人员（在有些课题中并不一定是研究亚洲的专家）招集到一起，为他们提供探讨的场所，并建立经常性的研究网络。这不仅是以提交学术论文为基础的一次性学术会议，更重要的是通过ANEPR使人们对今后日趋重要的亚洲问题产生共识，建立一个不断深入探讨的专家网络。最近，ANEPR开始就美国国际政策中的北朝鲜问题、台湾海峡问题等进行探讨，还在讨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等。例如，互联网使亚洲的年轻一代能够共有文化产业的产品，这对亚洲市场的统一具有怎样的意义？非典蔓延时期，人们通过互联网要求中国政府公布实际情况；最近网上的反日言论也使得政府不能再无动于衷。同时，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在军事、经济、犯罪等不同侧面，安全问题日益成为主要课题，这如何与个人隐私取得平衡。我们就是想为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探讨的场所，就尚未解决的各种问题在亚洲展开超越国境的讨论。今年1月召开的ANEPR会议，不仅邀请了经济、政治方面的研究人员参加会议，哲学家、编辑人员、互联网管理方面的NGO组织人员也参加了会议，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RIETI工作人员的充实应该说是另一方面的成功。通产研时期，由于没有实行研究辅助工作与研究工作的彻底分开，使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还要顾及国际会议的安排实施。因此我们考虑有必要聘请专业工作人员从事研究辅助工作，于是从外部市场招聘了会议服务、国际业务、网站方面的专业工作人员。这三年以来工作人员的能力积蓄也做得十分到位。昨天研究所的网站点击数超过了100万。这是网站部门工作人员努力工作的结果。在此向你们表示祝贺！ 编辑部：　　在霞关这个政府行政机构云集的地方进行政策提案，有没有遇到许多阻力？ 青木：　　许多外部的人都会问，作为政府的研究机构是不是难以进行大胆的政策提案？三年来，经济产业省从未对RIETI的研究内容进行过干涉。由于经济产业省也是各类人员集中之处，其中有关心并积极参加研究所研究课题的官员；在与研究所没有什么交流的人中，也有些人责怪研究所大量使用国家预算却不进行有效的研究。不过从整体上来讲，经济产业省没有在研究上给RIETI规定过死的条条框框。从根本上来说，我认为霞关正处于制度改革的十字路口，所以对于RIETI试验的评价还会在文化上继续存在摩擦。　　回顾独立行政法人这三年的历程，我感到最难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评估问题。在研究所的独立行政法人评估委员会分科会中，以委员长宫内先生（宫内义彦，ORIX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首，委员们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人物，他们在百忙之中为RIETI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对此我深表感谢。但是，在这一专家分科会之上，有省（相当于中国的部）一级的委员会，之上还有总务省的总委员会，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而且越往上专业性越差。在这种金字塔式的体制中，对于研究所这样软件生产部门能否做出正确的评估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结果是一些数值指标，如学术论文的数量、研究所固有出版物的数量等成了评估标准；还有一些人对教职研究员等是否进行研究所固有的研究产生疑问。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这种严密的运营无可厚非，而实际上也是尽力如此行事的。但是，通过官僚行政机构评估，就会受到单纯追求出版物数量这种研究社会主义、对教职研究员制度本身持怀疑态度的封闭主义等无形压力。这种无形的官方压力，对于作为独立行政法人的研究所来说，在自立性上，比具体研究项目受到干涉更成问题。　　我与其他独立行政法人性质的研究机构的同僚们谈话时发现，他们也在为评估机制头痛，可以说这是独立行政法人这一组织形式的通病。对于最近刚刚起步的国立大学法人，大学评估与学位授予机构将同时对87个大学法人进行统一评估，同样会出现偏重数值目标这一弊病。但是，对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以及一些地方大学能否使用同一数值目标进行评估还是一个问题。如果考虑评估质量，我认为评估体制应该针对每一个独立行政法人实行专门化、分权化，上级机关只限于判断评估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是否妥当。　　就数值指标来看，为了能够客观地进行研究评估，RIETI在进入第三年后引进了成果形成基准。在没有进行充分讨论的情况下，针对每一个个人研究课题都适用了这一标准，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有的研究员只使用了课题预算的80%就完成了课题的研究。那么，这是由于当初预算申请过多？还是由于提高研究效率，只消耗了预算的80%？或是研究过程不够顺利，只完成了80%？理由会有许多种。因此，只根据预算的执行情况是无法判断研究质量和完成情况的。特别是，研究不同于产品开发。产品开发要确定开发对象，然后以最少的费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开发任务就可以了。而研究在其过程之中，研究的角度和目的都会发生改变，可以说这个过程包含着创造性的真谛。　　如果过分严密地追求数值指标，势必会加强对研究人员在量化上的管理，独立行政法人化带来的废除单年度主义、推行灵活的管理制度等特性将得不到发挥，使人觉得引进成果形成基准又回到了单年度主义。说实话，第三个年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感到非常遗憾。 编辑部　　青木先生一直认为当今日本的现状并不是失去的十年，而是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日本的历史进程来看，您认为RIETI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呢？ 青木：　　 日本的制度自古以来的核心就是纵向组织结构。银行业中有A银行、B银行，官僚制度中有A省、B省，员工全部为终身雇用，在相应的组织里度过一生，共享组织内部的文化，组织的长期存续成为首要课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为组织作贡献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前提。我认为今后需要创建一种新的文化，打破这种纵向组织结构。日本已经具有强大的技术后盾，对日本来说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打破组织的条框分割，使具有共同兴趣和能力的人通过交流产生相乘效果，建立一种纵横交错的组织结构。在我看来，由于世代的差异，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毫无目的地保持对组织的忠诚。他们不介意换工作，对组织外的事物也了解甚多。我认为携带电话、互联网、电子邮件等新型技术在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年轻人已经不再把自己供职的组织看作是唯一的世界了。研究所也是在这一潮流中从不同的地方招聘了各类人才，作为各类人才交流的场所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论从善意的角度还是从批评的角度，许多人都将RIETI看作霞关的梁山泊，而我将RIETI的这一特色视为自己的骄傲。 编辑部：　　最后，请您谈一谈今后的打算。 青木：　　今年三月，我不仅辞去了经济产业研究所的职务，同时也辞去了斯坦福大学教授的职务。但是，在研究方面我与在我前后退休的教授们一样，仍以现役学者自居。因此，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名誉教授，每年我有一个学期在研究生院教授专业课程的权利，剩余时间将集中搞研究。上了年纪，就很难避免时间生产率的下降。从我个人来讲，我想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比较制度分析的发展。三年前，当我来到霞关的时候，诺斯、格雷夫等制度分析方面的同僚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我是“去进行制度变化的实践”，这三年的经验对我来说确实十分宝贵。今后我准备将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并对享用足够的思考时间充满期待。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将往返于美国与日本、东方与西方之间。　　最后我想说的是，由于我的能力有限，这三年在研究所进行的试验虽然没有取得惊人动地的成果，但是我对相互信赖、相互尊敬、共同拥有梦想的研究员、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相关文章RIETI的试验 （青木昌彦） 2004年4月13日登载 打印 寄稿／专栏 专栏文章 媒体寄稿 特集 经济产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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